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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希平:希腊人心目中的哲学:一个现象学的审思

作者:靳希平  时间:2010-8-24 0:00:00   来自:世界哲学网  阅读:1425人次

希腊人心目中的哲学:一个现象学的审思 
 
 
 
一.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了解古希腊哲学?
中国的文化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有着辉煌灿烂的,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的文化有着自己极深的底蕴和传统,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真理标准和价值取向。发掘、继承、发展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已经是一项十分艰巨、浩大,世世代代作不完的工作。为什么中国人还需要拨冗去了解学习西方的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呢?这是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仍在争议的问题。

兼容并取、广博开放、适应性可塑性强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内容上,从来不是拒泊来品于千里之外的封闭式的思想体系。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从来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的初级阶段,人们只重视近亲血缘传统,他们的文化是纯而又纯的,但是这种文化只能说是人类文明的雏形,他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真正成熟的人类文化恰恰始于不通“原始传统”的融合。而中国文化的这种兼容并取、广博开放、适应性可塑性,恰恰与希腊文化又某种类似之处,最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黑格尔在讲到希腊哲学的时候,曾经说,希腊人从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取得了他们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实质,“但是他们把这些来源的外来成分大大消融了,大大地改变了,加工改造了、转化了,造成了另外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些来自外邦的东西,“本质上正是他们自己的东西。”[1]这个话的精神也使用于汉文化。汉文化同希腊文化之不同,就在于她“消融、改变、加工改造、转化”外来文化持续进行了5000年,直至今日,不曾间断过:她消融过匈奴羌狄文化,吸收过西域突厥回纥等各国文化,吸收消融了蒙满文化,改造过印度文化,加工过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正是汉文化生生勃勃地发展进程中最近的表现。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像匈奴、羌狄、印度、伊斯兰、蒙满诸文化一样,已经成为汉文化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今天 ,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报章书刊,也不管是私人论坛还是公开的讨辩,人们的思考和表达问题的外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他们不再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天人感应等角度考虑问题,总是讲前因后果,事实分析。讲可能性,现实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外在条件,内在因素等。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推导的逻辑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就是古希腊人的语汇和思维方式,只不过,就像一般西方人也不知道,他们天天用着希腊人的概念,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整理世界,分类事物一样,我们已经把这种概念看作是汉文化本身的概念,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源于西方外来语或西方逻辑。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不妨翻一翻刘正琰、高明凯等先生编辑的《汉语外来词词典》[2],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词典中收录了各种来源的外来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汉语外来语是源于英语或德语,它们经由日语传入中国,根植到今日中国文化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成为我们思考日常生活和进行理论推理的基本词汇。我们把一些最常见的理论概念摘录下来,附在本文之后,供大家参考。而这些概念中相当一部分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古希腊。

所以,学习研究古希腊哲学,一固然是出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需要,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我们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当代文化的需要,是反思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反思中国人自己哲学的来源之需要。就像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研究印度佛学一样,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就必须研究包括古希腊在内的西方哲学。

二.哲学这个概念在当代语言中的含义
哲学这个概念在当代语言中的含义十分复杂。在最广的意义上,它是一般原则、方法、基本思想的同义语。德国球星,后来著名教练贝肯保尔曾经大谈足球哲学,引起许多德国哲学教授的不满和嘲讽。尽管如此,这种用法还是越来越普遍,似乎所有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哲学。比如有人讲时装设计的哲学,有人讲烹调哲学,有人讲削脚的哲学,在通俗小说里甚至可以见到嫖娼狎妓的哲学的说法。

稍许拔高一点,一个人的生活原则也可以称作哲学。我们可以在英国1995年出版的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找到下面的例句:The best philosophy is to change your food habits to a low-sugar, high-fibre diet; Annie's work reflects her philosophy that life is full of mysteries. 尽管哲学这一概念的此类使用引起了学院里的教授们的不满,但是实际上这种用法也有它们的现实根据:人生与动物生存的区别之一,就是对自己生命过程有理解,他知道今年、明年,甚至近十年的生活目标;他了解这一周下一周度日的具体计划;他了解自己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他对他的生活总是有评价有打算,对生活中所接触的人和事总是有看法有态度,这些评价打算、看法态度就是应用各自智慧的结果。有谁不珍爱自己的对生活的体验思考,有谁不看重自己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呢?黄土高原上的老汉们也会为了维护各自对当年土改和合作化的看法而吵得面红耳赤;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会为了辩解自己对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争论不可开交,甚至伤及友情。可见,人人都偏爱自己的智慧,看重自己运用它得出的结果。所以,人人都是爱智慧的,因为人人都爱人生。哲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爱智慧,所以,人们对人生体验的整理表达,思考谈话,他的看法,他生活遵循的准则,都是人的智慧的应用和智慧表达,智慧的体现,它们都是为人们所钟爱的,所以,把它们称作人们的爱智行为,把他们人生态度,处世方略叫做哲学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然,哲学还可以指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传统宗教衰落的时候。比如,黑格尔就曾设想用他的哲学代替宗教,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思想行为的方法与准备,这个计如果得以成功实施,黑格尔哲学便会成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哲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传统意识形态或宗教的代替物,把某些哲学的结论当作真理,视其为具有伦理道德性质的生活行为规范,用以约束规范一般平民的行为,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这种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就是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例。这样的哲学追求在社会上的有效性,要求人们按照它指定的原则去接人待物,甚至去指导国家的事物,因此,它们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同政治发生瓜葛。它们也可以直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哲学就是这类哲学的典型。它是当时唯一允许存在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形态经过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搞的家喻户晓,因此,在中国的广大群众中便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这种服务于政治的哲学就是哲学的唯一形态。这种偏见至今仍然是十分流行的看法。对哲学的这种看法并非完全不对,说这种看法是偏见,只是因为,它以偏概全,把全部哲学等同于为政治服务的,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官方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对哲学的这种片面看法是需要加以纠正的。需要指出,这种形态的哲学利用的是某种哲学的体系或者结论。

这种形态的哲学同真正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关系可以不恰当地类比于工程技术中物理的原理同物理学前沿工作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某些成果结论的应用,而后者的工作面对的是问题,他们的任务不是去重复过去的定理,而是不断的怀疑检验被公认为是真理的定理,以解决尚未解决的难题。针对流行的偏见我们强调,哲学不是政治,同政治有瓜葛的只是只是哲学的诸多形态中的一种而已,而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定这种哲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一种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社会需要某种思想,把人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体,或者一个党派,或者一个政治实体,在没有宗教或者传统意识形态供其使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求助于哲学的帮助呢?

哲学这个术语更专业些的用法,可以用来指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比如,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也用来指称某个具体哲学家思想,或者某哲个学流派的研究工作,如孔子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分析哲学等。

最后提到的这种更专业的用法是哲学哲学这个概念的最狭义的,也是最源初意义上的用法,它是指专门从事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工作。比如对存在意义的思考,对事物本质的思考,以及对人生更本意义的思考,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的思考,对艺术的本质的思考等等。这里所说的哲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这种狭义的哲学,最接近古希腊,特别是雅典人所说的哲学的含义。

我们下面作的工作并不是要为哲学这个概念正名,偏狭极端地认为,只有最后这种用法才是正确的,合理的。上面我们提及,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对哲学这个概念的用法都是合理真确的。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指出,在哲学这个概念的诸多用法中,那种最源初的,最古老的用法所指称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恰恰这个概念的最后一种意义上的使用常常被人们忽视,甚至常常为人们忘记。

三.智慧、贤哲与清谈
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包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哲学内容。但是,将这些内容同文化的其他成分分离出来,独立建立成一个学科,却是古希腊人特有的创造。

解放以后,介绍古希腊文化的书籍出版的不多。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领域的出版物几乎是空白。80年代前后商务陆续再版了文革以前的翻译的希腊典籍。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到了90年代荷马史诗有多种一本问世,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剧也得以与读者见面。近期这方面的西方专著移译为中文的也越来越多。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英国学者基托的小册子《希腊人》,三联出版社译出的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柯费尔德的《智者运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欧文的《古典思想》等都是了解古希腊文化的很好的入门书。从出版界的情势看,我国似乎悄悄地吹拂起来一缕“文艺复兴”和风,令人十分惬意。

上面提到的基托的小书对古希腊的人文地理环境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一片灰岩山地,狭长的山谷,细长的海湾,少河流,多海岛,地形多变,肥沃的平原与荒秃的山地纵横交错。平原小而肥沃,山地多而贫瘠。内陆从事农业的乡民既传统又保守,只晓得小麦与牲口,沿海山区住满了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和商人。山岭把各个地分离出来,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反差大,形式多样文化形态不能说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无关。土地使他们得以丰足。但这种丰足的生活在现代中国人眼里却十分凄凉:一条面包几颗橄榄,或者大麦粥、橄榄,加上一点儿鱼调调味儿,有时有一点点葡萄酒,就是一个人一天的丰足的伙食。晚餐有时有两道菜,第一道是麦片粥,第二道仍是麦片粥。这是他们的日常食谱。但是这种十分简单的饮食与活跃的户外活动相互补充,养育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的种族。

南方海洋性气候,使得希腊人很少闷在在家里度日。他们不象北方人那样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当作生活的理想。他们把大部分闲暇用于户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他们也无需为买煤碳和沙发而工作。这种自然气候使人们有可能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市场上、柱廊间、竞技场、剧场上参加社会活动:谈天、辩论、集会、演说、看戏,听荷马史诗的朗诵,进行宗教仪式,听各种庆典大会上的长篇大论,看人们打官司。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露天举行的,日常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市场。任何公民不分贫富都可以参与。[3]所以,希腊人,特别是像雅典这样的城市居民,养成一种习惯:男人们天天都要到市场上去听一听转一转,和城邦里的人们侃一侃,了解一下有什么新鲜东西、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情。希腊语中市场叫Agora,因此希腊人为逛市场这种日常活动造了一个专门的动词,叫Agoraein(逛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谈话、作买卖、访友、串门、晒太阳,直至中午开饭,甚至更晚。Agoraein这个动词的分词Agorazonta专指指称人们逛市场时走路的姿势:双手背在背后,无目的地,漫不经心地溜哒,而且一会儿向左走两步,凑到人前去侃一阵,一会儿再朝右走两步,和另外几个人再侃上两句。他们决不会直冲冲朝前方走去。从外邦来的非希腊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旅行者,都会对希腊城邦市场上的人们感到惊奇不解:他们在市场的道路上,摇摇晃晃从这头逛到那头,然后又逛回来,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周围的人大声地谈一阵子,又往前走几步,又谈一阵子。过路的外地人还以为这一天是什么特别的节日或有特别意义的庙会之类,其实,这里天天如此。柏拉图《斐德若篇》一天头一段对话说:

“苏格拉底:亲爱的斐德若,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斐德若:我从克法罗的儿子莱什阿斯那里来,到城外去散步。因为从天亮起,我就坐在他那里,一直坐了很久。我们公同的朋友,阿库门也在场,他劝我沿着这条大路走,他说这比运动场的院子里要爽快些。......

苏格拉底:你们在那里拿什么消遣?莱施阿斯拿他的文章来款待你们,那是一定的喽?

斐德若:我可以说给你听,如果你不忙的话,可以陪我走远一点。

苏格拉底:忙!?那里的话!......

斐德若:那么,跟我一道走吧。

苏格拉底:你就开始谈吧。...... ”[4]

于是苏格拉底便和他边走边谈。谈话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有87页之长,有5万多言!这段话反映的差不多就是雅典人的日常生活进程。从现代人的观点看,他们游手好闲,尽管不很好吃,却很懒做:他们逛市场,谈论诸神和世界,分析人生意义,争论什么是善,什么叫勇敢。

他们从来不谈生意经,或者什么实用的东西。据史学家推测,当时雅典城里的正式公民有两万人,而二等公民,即外国打工仔和奴隶有二十万。也就是说,平均每10个奴隶养活着一个雅典公民。有人为城邦的公民们的生活而从事生产劳动。市场上逛街侃大山的人们都是贵族或奴隶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奴隶主并不如后来的奴隶主那样,占有成百甚至成千的奴隶。雅典城邦的公民家里一般都有几个奴隶,包括郊区的务农的公民也一样,多则十来个,少则一两个。奴隶同主人在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尽管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超出一般人可承受的范围。通过伊索寓言中奴隶对主人的捉弄,以及亚里士多德在遗嘱[5]中对他的家奴作的安排,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可能与今天小保姆同主人的关系类似,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的身份上的质上的差别。奴隶不管在家里怎样随便,和主人关系怎样融洽,在主人的意识中,在获得自由之前,他们毕竟不是人,而是可以买卖的“物”。也许他们的地位同中国汉唐时期丰足人家里的奴才丫鬟的地位类似。

总之,希腊城邦的公民不用为生活操心,加上他们对饮食要求极其简单,不知高消费为何物,因而有条件沉溺于无休止的精神空谈:logos[6]。我们中国人的祖训是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者讷于言,而希腊人恰恰相反,崇尚空谈是贤人智士的气质和风范,认为这是才是真正的sophia(智慧)的活动。这种崇尚空谈之风恰恰是哲学诞生的温床。这种智慧“空谈”中的佼佼者,便被人们誉为sophos(贤者)或sophistes(智者)。被视为希腊学者第一人的泰勒士就是当时著名七贤士之一。[7]这些贤者都是有身分有产业的人,无需为生计操心。他们利用闲暇空谈世界的构成,人的本性,预言城邦的未来,讨论城邦的立法。凡是有智慧,意见高人一筹者,大家便听从之,使他的意见变为立法,或付诸实施。我们在哲学史中看到的苏格拉底之前的所谓希腊早期哲学家,都是这类人物。他们当时并不被人称为哲学家,哲学家的头衔是后人封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把孔子叫成哲学家一样。

在泰勒士那个时代,希腊语汇中尚没有出现philo-sophos(哲学家)这个词。我们在哲学史中经常读到,古希腊哲学始于泰勒士,但是实际上哲学这一概念,却是到了柏拉图时代才形成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把自己叫做historie,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就是从这个字来的。但是在古希腊,historie这个字是“研究”的意思。从从西方学者掌握的材料看,在柏拉图时代之前,希腊文献中当无哲学(philosophia)一词。

众所周知,哲学(philosophia)有两个字组成。philo是爱的意思。在philo后面加上一种对象,就构成一个新词,用以指称对该中事务的嗜好或迷恋。如好酒(philoposia),好吃(philotrophia),好学(philo-mathia),好财(philo-plousia),好誉(philo-timia)。这种构词法在希腊语中是十分常见的。所以,柏拉图时代构成新词,philo-sophia,是很自然的。

sophia一词,在柏拉图时代用来指称对某种技术技巧的熟练掌握,对某事物的了解。后来发生转义,有了聪明、有决断、生活中有实践经验、老辣、政治上的老练等含义。所以在早期,philosopheon(形容词)一词,并没有今天这个含义,只是说某人阅历颇深。

哲学(philosophia,名词形式)一词是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出现而出现的。在民主制出现以后,过去只有贵族出身的子弟才能享受到当时仅有的教育,即Arete的教育,即通过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具有Arete的人。Arete原本指人的勇敢的品格。因为希腊人把勇敢看成人的最核心的人格,也就是人之德、人之善的核心,所以后来反过来,把人的善、人之德均称为Arete。贵族制被废除,民主制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孩子都可以受到教育,使他们能在公民大会参与意见,有进行发言参加辩论的能力,被培养为有Arete的人。这正是有智慧的人的工作(soph-ist),即是智者。

同哲学这个概念比起来,智者(sophist)一词也是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它是用来指神职人员,祭祀,合唱团的领唱者,贤者、诗人、音乐家,政治领袖等等。这同柏拉图时代所说的智者,即专门教学生讲话技巧和其他各种知识的人,是不同的。这种狭义的智者概念也是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才形成的。下面是狭义的智者出现的故事。

四.智者与民主制
公元前五世纪,即梭伦改革时期,一个名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一开始他在那里开办了一种叫“心理安慰”的业务。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几年以后,他又动脑筋找新的谋生手段。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制时期。这时,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所以,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往往是由非专业的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有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纠纷双方的雄辩演说的直接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无知者,口拙者受罚。众多普通平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出申。安提丰看到了这一点,突发奇想,为这些平民或不善言词的收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以此为谋生手段。他的这项业务一开张,便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厨师”享誉全希腊半岛。当时的农民大半不能识文断字。所以,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诉状、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他教人们何处停顿,何处连读,何处升调,何处降调,何处声大,何处声小,何处加讽刺笑声,何处用悲痛的声音修饰。当然,这一项服务是另外收费的。这项业务使安提丰生活有了可靠的丰厚收入。于是,许多识文断字的sophist(即知识分子)纷纷效仿,蔚然成风。这些人就被称为logoropher,即写逻辑斯者。次事形成气候之后,在大家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写逻辑斯”的人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出庭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因为操此行业的人几乎都是sophist,后来人们便用智者(sophist)专指那些靠说话、授人辞章为生的识文断字者,他们是一批以提供知识服务来收取佣金的知识分子。此时,智者(sophist)这一称呼也并无任何贬义。它只是说,这些人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占有know how,他们是出卖他们的know how为生的有智慧的人。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平民上门求助,有些不打官司的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来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来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者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学习演说术和其他学问。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陈述你的主张,是他能否当政,能否在邦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炮制一篇好演说词,仅仅有好的辞章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对所论事物——比如航海——有丰富的知识和真正的了解。一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是绝对写不出一篇可用的关于海事论辩的演说词,也不可能在海事纠纷的诉讼论辩中取胜。所以,智者应该对他处理的各种题目都是内行专家,才能赢得各行各业的顾客对他的信任,才会这类事物委托他出面办理。另一方面,不管智者的当事人有理无理,在案件中有罪无罪,辩护人都必须为顾客辩解,把当事人的无理说成有理,要把当事人的有罪说成无罪,把当事人的大罪说成是小罪;教给政治家演说手法,也就是教政治家如何利用语言技巧和听众心理,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个人的主张说成是必然的真理;把可能性说成现实性,把他人的有道理的看法说成谬误,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来,这些智者的行为,无非是摇唇鼓舌,黑白颠倒,用辞章玩弄真理与事实股掌之上。这些智者在做业务宣传的时候,也确实一方面标榜他们自己无所不知,另一方面就是宣称自己可以把任何荒谬的论题说成真理。这种文化现象是当时处于繁荣时期民主制和法制的要求。

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国家事物。这时,如何取悦于民众,换取民众的信任,支持自己的主张,成了政坛上各色任务活动的中心,也是整个政治活动这门艺术的核心内容。所以,智者的出现是应民主制制运而生,应法制之运而生。

民主制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民有权参与国家事物的决定进程,二是依照多数原则而不善依照真理原则决定事物,即遵从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而不问真理是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在真正民主制的运行中,不应该把真理作为最高原则。这条原则有它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它涉及到哲学上十分严肃的人文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应有专文来谈,在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事实上,在民主制中,政治家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得出的主张看法,或者对于眼下而言的最佳方案。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主张看法,眼下的最佳方案,在公民大会上说成是唯一的正确、唯一可行的方案。甚至如果必要的话,通过讲演、说服民众相信,这是唯一的真理。当然,他的对手也会这样表演。所以,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在表演真理,不是在捍卫真理。因为他有的只是意见,不是真理。即使他真的手中握有真理,他也必须用处理意见一样的方式来处理他手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一旦民众的多数选择了他认为是谬误的意见,他也必须平和地放弃自己的手里的真理,去服从他人手中的谬误。如果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政党把民主制进程看成贯彻真理的过程,那么这位政治家或者这个政党早晚会退出民主制。他们的办法无非是或者放弃参政的机会,或者使用非政治的手段中止民主制,是其名存实亡,或者干脆诉诸暴力将它颠覆。民主并不是维护真理的制度。民主是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制度。真理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民主是实践上的问题,保护民众利益与权利的问题,是一个“实用主义”功利的问题。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民众中就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识,政治家们也不会而且不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手段进行政治活动。用服从民众多数的原则,取代捍卫贯彻真理的原则,就是在政治生活中用实践的实用的功利的原则,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取代抽象的理想的——往往是虚假的或者虚伪的——认识论原则。没有这个原则的转变,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就是不完善,不稳定,甚至会蜕化为不真实的虚假的制度。[8]所以,智者是西方最早的职业律师,是西方最早的为民主制度服务的职业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职业教师。

不管当律师,当教师还是当政治家的智者,他们的行为应该是善。律师本应为有苦说不出来的人提供辩护;政治家应该把自己为民众谋福利的主张说成真理。智者修辞手段本应为善事服务的。但是,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形成风气,成为时髦,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智者之风也是一样。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则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智者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9]

这显然是一个玩弄逻辑混乱的论断。政治企图通过这样的推论,向人们证明,自己可以为任何荒诞不经的论题提供论证。这类智者的活动极大地破坏了智者在民众中的现象,加上拥护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知识分子(柏拉图也是其中之一)的偏见和恶意诋毁,使得在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世界背上了恶名,几乎成了诡辩者的代名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随处可见对智者的调侃和攻击。这些攻击尽管事出有因,但是由于柏拉图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对智者的可以理解的偏见变成了2000年中西方人对智者的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全世界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学者从新意识到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教育史开风气之先丰功伟绩。为智者翻案在西方已成气候。前面提到的柯费尔德《智者运动》一书就是这股翻案风的产物。[10]

尽管智者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出卖知识,为他人提供辩护,以为谋生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对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就他们对待真理的机会主义立场,就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暧昧有时甚至是献媚的态度,根本不足以为高级精神活动,从事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楷模,严格的说,智者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取。柏拉图批判智者的目的,是反对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实惠,反对看风使舵的对待真理,反对纯学术中的机会主义态度,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必须极端,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不掩盖事物的真相。柏拉图批判智者,就是要提倡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执着坦荡的新生活方式。今天为智者翻案,承认读书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他们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作为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下述事实:艺术有雅俗之分,工作精粗之别,社会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也有贵贱之议。我们认为,同街头卖弄诡辩之术的智者相比,为真理饮鸩而亡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是高贵的多。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杜丽燕女士曾向我推荐雷永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与“皮毛”理论》。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决不是附在皮上的毛。依赖于皮而生活的读书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并不把工程师,医生,律师,政府里的职员叫做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可能上过大学,甚至有博士学位。甚至总统也不被人视为知识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的精神活动是服务于外在的目的的。雷永生先生的文章为我们理解柏拉图对智者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视野。柏拉图要问的恰恰是,智者对待真理的立场在功利上是合理,但是它否是应成为我们研究探讨真理的正确立场?智者的生活态度是否应该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读书人的生活态度?

五.哲学家与智者的区别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智者为了招揽学生和客户,在市场上公开宣扬,天上人间之事他们无所不能,无一不晓。而且还在那里玩弄诡辩之术,以标榜自己能证明任何荒谬论题的真理性。这类三等智者的行径败坏了整个智者的清誉,引起了有学之士和本来就反对浮华不实的民主制的贵族们的反感。首先出首反对智者的就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里多有介绍。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第二卷介绍的更加翔实。我们不在这里重复。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原本也是智者,他也能言善辩,也招收青年,他为什么不是智者,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呢?

通过柏拉图的对话[11],我们可以知道,一,智者研究修辞术,研究知识是为了挣钱糊口,谋生是最终目的。而苏格拉底从事真理的探讨目的,是为了学问本身。他不以此为生生,所以也不向学生收钱。

二,不管是作律师,还是作政治家的枪手,智者总是为客户服务的。在业务上,他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在法庭辩论中,他必须遵守法庭的规矩,按着法律规定的程序活动,按法律圈定的路子为客户寻求辩解的可能,迎合陪审团成员们口味谈论问题,他们的思想活动是受约束,不自由的,所以柏拉图才说,他们同奴隶相差无几。苏格拉底不为人打官司,也不为他人当枪手,一味地去探究,真正的善是什么,神本身是什么。他不收钱,也不为他人提供服务,更不用去取悦陪审团,或者公民大会成员。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向任何大人物或能工巧匠提问,看他是否真懂得他自认精通的技术或学问。所以苏格拉底不但不取悦于他人,而是到处去揭露他人,批评他人,在大天广众之下,提醒得意洋洋者,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因而使这些能人巧匠处境尴尬,下不来台。所以,苏格拉底是令新贵名人讨厌的人物。他让人看到,自称虔诚的人不知神为何物,从政的人不知善为何物。他在青年人面前揭露了他们道貌岸然的真相,最终被道貌岸然的城邦居民判为有罪,饮鸩而亡。

三,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在公众大会上,智者的讲演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论题上都受到限制。他们不可能随在法庭上便转换题目,讨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他们也不可以漫无边际的无限长时间地论证下去。按客户或公民大会或法庭的时间表而忙忙碌碌是智者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则不然,他有充裕的时间,有闲暇(schole),可以不受限制讨论任何题目,而且可以不慌不忙,悠悠哉地进行下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真正的自由研究:遇到什么问题就讨论什么问题,不怕偏离主题,也不受时间限制。有闲暇成了哲学家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所以,后来人们把从事基础研究,即有充分时间自由地进行研究的人叫scholar(中文译为学者),把孩子同教师在一起,无拘无束从事教与学的活动的场所叫school(中文译为学校)。scholar 和school这两个词都是取自schole(闲暇),都是从schole的基本意义中衍化出来的。

苏格拉底首创的这种做学问的风格,研究问题的方式就是哲学。这种工作方式和风格的灵魂就是自由。不管是不收钱,还是有闲暇,不管是不取媚于人,还是到处批判挑刺,其实都是同一种精神的表现,这就是自由。在希腊,只有按自由的精神去工作的人才被称作哲学家。在生活方式、对待真理的态度、研究工作的风格等诸方面,哲学家都是智者的对立物。

柏拉图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隶式的工作,把哲学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图还明确讲,哲学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关心便出人头地的社交活动,不了解当前的各种政治议论和偏见,对别人的非难也不闻不问。他身在雅典,心却遨游于太空宇宙。他不了解官场的规矩,也不知道搜索他人的隐私,所以,在被人告上法庭之时,不知所措;对于身居高位和财富他印象不深,因为他整天想着宇宙。他按宇宙的尺度考虑问题,所以,不觉得帝位王权、高官或金钱财富有什么值得歌颂之处。他觉得,讲求出身门第也十分可笑,因为他知道,不论什么出身,追溯多少代一定有几个人当过帝王,也不少人又沦为乞丐。柏拉图用泰勒士的例子来说明哲学家的遭遇:他只顾望天,研究宇宙,看不见鼻子底下的东西,因而失足落井,遭到外来打工的下等女仆的嘲笑。因为他太不实际,但又不为当时的识文断字者们所理解。所以柏拉图说,任何想献身哲学的人,都必然会称谓人嘲讽的对象。[12]

也就是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哲学,没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闲暇就没有哲学;为他人服务的不是哲学。生活中的强者、成功者,政治上的里手,都同哲学家这一称号无缘。

四,智者们总是宣传自己无所不知,以此来招揽客户和学生,扩大自己的影响。苏格拉底却公开宣称自己无知。他不理解“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这一神喻,为此他到处求贤访道,寻求答案。他清楚,自己是无知的。可是为什么神还说他比别聪明?经过一番艰苦的考察,与城邦中最聪明的人谈话,他找到了答案:那些聪明人自认自己有知识,但实际并不具有真知。而他虽然无知,但他知道自己无知。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比其他号称聪明的人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哲学家并不宣扬自己无所不知,而是承认自己的无知。抱着这种认真的态度去追求真知,不断去发现问题,批判地研究问题,这就是哲学家的工作。

有人说,哲学无用但有大用。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这里的大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自由哲学自己,甚至他们那一代人都看不到、享受不到的。哲学家的工作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那一代人都无实用价值。

只有从全人类的功利出发,才可以看到哲学之大用:柏拉图去世后几百年,新柏拉图主义成教父哲学的精神来源和护教的有利工具;又过了一千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对数学的如痴如醉的爱好,坚信宇宙的本质是数学的形式的执着,迷倒了一代醉心于经验研究的学士,于是促成了古典物理学的诞生。

可是,这于哲学家本人毫无益处。苏格拉底因穷究真理饮鸩而亡,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小岛搞改革,被人剥光衣服拉到市场上当奴隶去卖。亚里士多德也难逃被雅典反马其顿政府的通缉,客死他乡的命运。笛卡尔洛克为防止迫害,四处躲避。斯宾诺莎为了哲学的自由放弃教会大学的优厚教职,靠磨镜片谋生,直至患矽肺而死。尼采一生多不幸,最终神经分裂。基克果也因透视人生真谛而一生挣扎于痛苦之中。海德格尔想用他的哲学改造世界,致使加入纳粹党;如今他死了20多年,当校长的事已经过去60多年,世人提起他的名字,首先想到他是纳粹分子,特别是在美国。在西方的哲学史上,很少有人靠哲学找到丰足的物质生活,或者像我国古代相当一部分大学问家那样,谋得了高官厚禄。

绝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狭义的哲学家都是死后青史流名。他们活着的时候受迫害、受打击,受嘲讽,换来的是他们身后全人类的福利。他们为真理牺牲自己,那些真理为人类带来了幸福,这人类里却没有包括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同代人。

哲学的大用是对超民族超国籍的全人类而言的大用。在民族主义视野中,从当下的现实生活出发,真正哲学家的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可以说是无用之学。

它是现实社会的多余的累赘,但为全人类计,保留这种精神贵族的奢侈爱好,却标志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水平。

 

【注释】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文版。三联书店,1956年12月,158页。
[2] 《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
[3]参见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6-42页。
[4]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北京第12次印刷,90-91页。
[5] 这份遗嘱是十分珍贵的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雅典的社会生活,故将遗嘱的主要部分翻译如下:(摘自狄奥根尼?拉尔休卷5,11-16节)
“也许我平安无事,但如果遇有不测,亚里士多德立如下嘱托:Antipater [雅典的马其顿执政官——译者注]、Nicanor[亚里士多德的继子——译者注]应为一切事宜的执行者。但直至Nicanor到来之前,Aristomenes,Timarchus,Hipparchus,Dioteles,和Theophrastus(如果他愿意并且能够的话)负责照顾孩子们和Herpyllis[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妻子——译者注]和财产。
我的女儿成人以后,他们应让她嫁给Nicanor,在她出嫁前或出嫁后,但在有子嗣之前,如果她有不测(可能不会,并且一定不会的),那么Nicanor则有权力处理我儿子的和一切其他与他自己和与我们的有关财产,让Nicanor根据他对实际情况的判断来关照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Nicomachus,就象他是既是他们的父亲又是他们的兄弟一样。在娶我女儿之前或娶我女儿之后,但在有子嗣之前,如果Nicanor遇有不测(可能不会),并且他已做了某种安排,他的安排有效。如果Theophrastus愿意与我女儿一起生活,他将行使Nicanor上述事宜。如果他不愿意,执行者应同Antipater一起商议,按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处理我女儿和儿子的事。鉴于我和Herpllis以及她对我的无微不至,执行者们和Nicanor应关照她的一切事宜,特别是,如果她想再嫁,他们应该让她以相配我们的方式出嫁。除了以前她已经得到的东西之外,他们还应从财产中分给她一talent白银[5]和三个侍女,如果她愿意,和她现有的那个女仆,以及从Pyrrha来的奴隶。如果她愿意在Chalcis生活,她可占有园中的空房,如果在Stagira,她可占有家庭的房产。她希望哪里的房产,执行者应将为这些房子购置合适并使Herpyllis满意的家具和用物。
Nicanor也应关照奴隶Myrmex,应使他得到与我们声誉相应的回报,让他回到他的朋友中去,给予他所应享有的,与他的奉献相应的东西。Ambracis应该被解放。如果我女儿出嫁了,就给Ambracis 500 drachmae[5]和她现有的女仆。Tirale除了得到她现有的女仆(那个为她买的女仆)之外,还应该得到1000 drachmae和一个女仆。Simon不算过去给他供买奴隶的钱,或者再给他一个奴隶,或者再给他够买一个奴隶的钱。我女儿出嫁后,Tycho也被解放,Philoh Olympius和他的孩子也一样。凡侍奉过我的奴隶均不得出卖。要雇佣他们,等他们长到相应年龄之后,还他们以应得的自由。
执行者们还应关照我雇Gryllion雕的塑像,待完成后放置就绪,包括我准备让他雕的Nicanor和Proxenus和Nicanor母亲的雕像。就像已经完成了的Arimnestus的雕像一样。在他夭亡以来一直放置在那里以为纪念。我母亲的雕像应放置到Nemea的Memeter或者其他最相宜的地方。
如果执行者在埋葬我时,要按Pythia的遗愿,将她的骨殖和我的合葬在一起。如果Nicanor有幸回归故里,他应实现我为他许下的愿,在Stagira立一尊一丈高的石像以敬救主宙斯和女救主雅典娜。”
[6] 希腊文里逻格斯(即logos)是谈话,计算,筹措的意思,也有收集含义,但可能前一种意思不是同一个来源。
[7] “七”似乎是个好词,希腊人把不同的名人找七个放在一起就称他们为“七贤”。现在西方学者从文献中能找到的七贤,去掉重复的,合在一起有二十多位。其实中国也有相似的习惯,我们也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说法。
[8] 海德格尔的女友Hannah Arendt在她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早有精辟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她的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On revolution 以及On Violence等著作。
[9] 参见阿?谢阿赫曼诺夫著《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35页。
[10] 通过我的学生先刚先生我才得知此书,值此表示感谢。
[11] 尽管柏拉图对智者的描述带有偏见,但今天人们能看到的关于智者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柏拉图。没有柏拉图对话录的流传,没有柏拉图对他们的批评,我们对智者的学说便几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柏拉图在对话中,特别是在他的中后期对话中,为了是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经常是加强而不是削弱苏格拉底对立面的立场,他经常让对手的学说逻辑性更强,内容更丰满,更全面。
[12] 见柏拉图《泰阿泰的篇》172-176页。
 
(来源:世界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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